严谨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化运作是荡口华氏义庄持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其在管理机制、人员设置、田租收放、钱款管理、收支账目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范和实施细则。

乾隆八年（1743），华进思在建立老义庄时制订有《义庄条约》：义庄设有董事一人、司事二人，“须本族中品行端方，家业殷实者”，三人共同掌管义庄业务，账目公开透明，随时接受庄董审核和族人监督。“事得其人则事举，不得人则事废”义庄管理班子“任期三年，好则连任”，一旦发现管理者有“侵挪情弊”行为，则“不拘年数，即以更换”可见惩处严明，绝无姑息。

《义庄条约》还详细规定“专责任以固义田、量租息以均出入、定薪俸以时支取、严查察以杜弊端、别宗孤以防顶冒、辨老幼以定年例、谨调度以惜物用、借考费以鼓锐气、助婚资以重嗣续、贴葬费以安骸骨”等十条规定。

    义庄的主要帮扶对象为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和贫困者，但对受助资格又有严格甄别和详细规范，指出义庄赡养标准“日有食，岁有衣，婚嫁凶丧咸有赡养”但非无限制提供物质支持。

    以华老义庄为例，其条约明确规定:对丧失劳动能力的鳏寡孤老采取全数资助，但并对丧夫守寡需抚养子女的寡妇则只资助一半，因其自身还有劳动能力；对缺少寒衣过冬者则有针对性地资助其棉衣棉裤；对到了婚配年龄而无钱婚配的年轻族人则资助一定额度的婚娶费用；对去世无地可葬者，则由义庄的“同善社”统一提供丧事费用，施舍棺木，并指定义田予以安葬；对学习努力、功课优异需要外出会考者，则根据情况资助路费盘缠；但对健康、年轻、有劳动能力者则不予资助，并促其自力……一系列规定可谓科学严谨而注重实际。规范严谨的管理使义庄的田产、实业、钱粮得到规范使用，让真正需要救助者及时获得帮助。

   江南崇文重教，人文昌明。为了家族的持久兴盛义庄大都设有义塾、义学，对教育的资助力度尤大。从老义庄的账目支出看，每年用于教育的资金约占总支出的 20%。义塾、义学，最初是为了解决家族子弟读书而创办，主要为了惠及家族内部。

    但荡口华氏义庄在兴办义塾、义学的过程中，却从传统家族教育逐渐向社会教育转型，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新学后义塾纷纷转型为新式公益学校，惠及面逐渐扩大，如华芬义庄的怀芬书院转型为果育学堂，再转化成为社会公益性教育机构“果育鸿模学校”，免费教育也从本族扩大至外族，再延伸至周边乡镇，“选天下英才而育之”大量吸纳异姓子弟入学，显然已具备了近代社会化教育的特征。

    荡口华氏义庄的创办者，大多拥有外出游历的经历，或为官，或经商，所以虽然身处农业社会但并未完全秉持“以农为本”思想。许多义庄在进行赈济扶贫助学的同时，还进行市场化经营，如华老义庄开展典当租赁、碾米、酿酒、糟坊、商铺等业务，以农商济义庄，使义庄资产不断增值，实力进一步得到扩充。华存宽、华鸿模父子，还将义庄闲置资金投入商业运作，在运河边开设堆栈，并投资房地产业，将所获赢利再回输义庄。

    因此，当有的义庄因收入微薄、难以维系时，荡口华氏的几家义庄却能通过工商运营充实义庄资本，保证了义庄的正常运转，并不断拓展慈善资助的规模，成为江南地区实力最雄厚的义庄群体。也正因此，荡口华氏义庄凭借不容小觑的实力受到各方敬重而得以参与地方决策，如米业公所在讨论粮食议价时，会听取义庄意见；实施减租、延租等举措时，也必先征得义庄方面的首肯；义庄还是庙会、节庆等社会活动的重要筹办者，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义庄的伦理精神及其意义

义庄在传统社会中不仅承担了重要的济世功能，其背后蕴含的伦理精神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义庄创办的宗旨主要是赡族扶贫、助学济困，具有鲜明的公益性特征，具有“仁爱”的普泛意义和华夏民族鲜明特征的伦理精神。所谓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学者樊浩教授进而指出：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秩序，精神则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精神既是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基因，也是华夏民族追求道德完善的必由之路。在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中，伦理精神很大程度体现为“仁爱”“慈善”和“悲悯情怀”古代社会的义庄，正是基于这种伦理精神的导引而诞生，亦通过扶弱济困、济人危难的方式得以体现。

    这种救人危难的善举，有“渴时一滴如甘露”之功，也是维系社会关系和谐的精神纽带，更是人本性中珍贵的“善”之光的折射。《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管子》曰“死丧相恤，祸福相忧”，明代吕近溪说“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可见这种互相帮扶、相互慰藉，自古就十分被看重，这种互帮互助、共克时艰，也许可视为古代“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其次，虽然华氏义庄初起时更多出于敬宗睦族的需要，以维护协调家族的内部关系、巩固宗法家族的凝聚力，但随着义庄的发展、资助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本族至异族，又延至邑人，从救人水火、扶危济困到修路架桥、助学育人，便使义庄属性超越了一个家族的范畴而具有了更广泛的济世色彩和社会意义。

    这种从一族、到一地、普惠广泛的义善之举，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也有效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与人际和谐，并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助人为乐”“互助友爱”的风气，这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维护人伦秩序都需要的。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家国”关系特殊，“家国同构”有着基本一致的内在机理，家族的宗法制度也是维系封建制度乃至集权政体的重要基础，“家规”是为“国法”的补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之一，即所谓“家齐才能国治”。

    正如《礼记·大学》所指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义庄之所以得到明清统治者的肯定和赞赏，很大程度也是因其巨大的社会调和作用。

    以历史眼光看，义庄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诞生于农业文明走向高峰的历史时期，发展壮大于农业社会逐渐衰微时期，在那个时代对维护家族稳定和谐、社会运转秩序具有重要调控和完善作用，这既是家族绵延赓续的需要，也是传统伦理精神、民间士绅情怀与社会统治需求相一致的结果。

    虽然，时代转型后，慈善救助主体从民间转为政府，义庄不再具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但义庄所秉持的以“义善为核心的伦理精神、人文情怀，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与时俱进的运营机制等，仍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借鉴。慈善和悲悯是人类永远的情怀，这也是荡口义庄的价值意义之所在。